2022年3月初，业主李××要对北京市大兴区的住宅进行装修，经人介绍找到常年从事装修工作的汤××，请其再找两名工人共同进行装修施工，工程款按每人每天500元计算，吃住实报实销。
3月7日，汤××与其联系的两名工人崔×1、崔×2进场施工，汤××一并负责施工现场管理及与业主李××对接装修方案、材料购买、成果验收及代领工程款。6月15日，汤××三人完成隔断墙加固、地面找平铺砖等室内瓦工活儿，业主李××结算了相应工程款。
此后，汤××与崔×2转到室外院落继续干瓦工活儿，工程款仍按每人每天500元计算。崔×1由于也会干木工活儿，便主动承包了室内吊顶等木工工作，工程款按照协商确定的单价，根据最终完工面积据实结算。
6月26日下午18时，崔×1在进行木工吊顶过程中，因触电从梯子摔下，后脑撞在地板上的硬质工具受伤严重。后经诊治，司法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，并分别构成四级、七级、十级伤残（综合赔偿指数80%）。
9月起，崔×1（由其妻子作为法定代理人）先后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和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为由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主张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0余万元。业主李××作为两起案件的被告，委托我所郭永发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。
1.申请追加汤××参加诉讼，协助法官查明案件基本事实。
崔×1第一次起诉，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，主张业主李××赔偿当时已经发生的医疗费20余万元。由于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对应的法律后果差别很大，我方意识到，崔×1此举是要先认定双方构成劳务关系，为后续进一步诉讼做准备；如果成功，我方之后将面临巨额赔偿风险。况且，由于本案庭审双方可能均为代理律师参加而无法还原崔×1承揽木工项目及受伤的事发经过，同时崔×1也并未与我方签订合同，我方虽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，但被认定为劳务关系的风险仍然很大。为此，代理律师先申请追加汤××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，在法官提出异议后，经与法官多次沟通，变更追加汤×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汤××作为崔×1的工友，在诉讼中向法院清楚陈述了崔×1承揽木工项目的事实及受伤的事发经过，为法院查明案件事实，正确认定法律关系起到关键作用。
2.通过时间轴及人物关系图，协助法官快速厘清案件脉络。
本案代理过程中，因崔×1先后从事瓦工、木工两个阶段的施工，而该两个阶段的施工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，为帮助法官快速掌握案件事实、人物关系及法律关系，代理律师制作了相应图表（见下图，有删减）作为答辩意见的附件提交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3.紧扣承揽关系中定作人过错认定规则，坚持主张我方当事人无责。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承揽关系中定作人过错的认定规则，即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，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,除非定作人对定作、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。代理律师提出，业主李××作为定作人，对作为承揽人的崔×1提出的木工施工定作要求，符合一般家庭装修的内容，并无法预料在正常装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；且从未指示崔×1从事导致其受伤的危险行为或使崔×1处于危险环境中；并且在家庭装修无须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对崔×1的选任也不存在任何过错。因此，案件代理全程，代理律师坚持主张业主李××无责。
崔×1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，主张赔偿20余万元医疗费的第一次起诉，法院经审理认为，“在崔×1承包木工活阶段，其与定作人李××之间实际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，而非劳务合同关系。而崔×1坚持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，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本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不一致，故崔×1主张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有误”，裁定驳回了崔×1的起诉。崔×1不服，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崔×1以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为由，主张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0余万元的第二次起诉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业主李××存在不作为指示过失，对崔×1的损害后果承担30%的责任，崔×1自身应承担70%的责任，最终判决李××赔偿崔×1共计53万余元。判决作出后，双方均未上诉，且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：
1.崔×1作为室内装修施工方，其受伤事故具有突发性、隐蔽性，如何在没有监控视频、当事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，为法官还原案件基本事实；
2.本案所涉人员关系复杂，崔×1前后不同时段从事不同工种，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，如何为法官厘清人员关系并准确界定相关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；
3.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，是民事主体日常活动中常见的两类法律关系，由于对应的法律责任完全不同，因此实践中如何准确识别具有重大意义，本案对此具有参考价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