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自《北京青年报》2000年11月28日第19版[法情录播]
你戴着王冠而来，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，律师，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，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，你的格言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。
———胡乔木
采访人：本报记者 刘慎良
被采访人：岳成
时间：10月31日
地点：岳成律师事务所
新闻背景：今年，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已进入第21个年头。21年来，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，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导意识，律师工作已扩展到国家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截至1999年，我国已有律师11万多人。
律师作为“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”，既是法律建设的积极推动力，也是法律武器实现其强制力之前、用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制约性的缓冲力，这两种力量的发挥，不仅会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，也会加深百姓对司法公正的希望与信任。
要向当事人讲清楚，对了，对在哪儿？错了，错在哪儿
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，这辈子可能就碰到一个官司，不会像律师那样对法律条文了如指掌。有些人对法律理解得不清楚，却认为自己有理，受到周围人的怂恿，更相信真理在握，加上某些办案人不细致和不准确的解释，他们自然认为办案人偏袒某一方，不讲道理等等。
有个案子很简单，很有代表性。三个男孩子把一个女孩子堵在了一间房子里，不让她出门，图谋不轨（均为初中生）。她情急之下，从三楼阳台往二楼爬，一失手掉到地面摔死了。三名男学生分别被判刑，最重的判了十年。
她父亲对法院判决不服，从当地法院、中院、高院直到最高院，所有该找的机关都找到了，也没有如他所愿。1996年他找到司法部，有关同志告诉他，黑龙江省有个岳成，是全国十佳律师，你去找他吧。这样，他找我来了。
据他讲，他前后花了6年时间，工作找没了，家境拮据，生活一团糟。我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告诉他，这么做不对。对方有不轨企图，但没有实施；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，最重的判了10年，都是孩子呀。再说你女儿之死并不是他们亲手推下去的。
他说很多人都支持我再告，我说支持你的人不对。他们支持出于同情，同情和支持是两个概念。法院判得没错，你不要再找了。这么做对你个人没有任何好处。一，一家法院判错有可能，那么多法院不可能都判错。二，法院没判错，你想改是改不过来的。三，不能说姑娘死了就白死了，没有白死，三个男孩已经付出了代价。最后他说，谢谢岳律师，怎么没遇到一个人像你这样给我泼冷水呢，如果有，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。
我往往总想说明白，问题在于办案人员对当事人没讲清楚，如果对方错了，错在哪儿；对了，对在哪儿；对方可能就清楚了。有些人做事情偏激，在他们眼里，法院判决没达到我的预期目的，就是不公，需要泼一瓢冷水，让他清醒清醒。
律师作为代理人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我从1980年开始当律师，当时在黑龙江海伦县城。那时有地位的人很少打官司，出了问题通过其他渠道解决。到法院打官司告状的大部分都是老百姓，打一场官司不容易，有了很多次出庭经历，我发现律师责任重大。道理很简单，不管多大的事情，在律师面前就是官司，但是不管多小的官司，在当事人眼里都是大事情。
每个人都有进医院看病的经历。不管病多轻，只要进医院就感到病重，如果医生不负责任，心情会更加沉重。我有这种体验，所以由己推人。我对所里的律师说，对当事人的案子，要像给自己办案子那样负责，你才可能当个好律师。
当事人可能不信法官的话，不信办案人的话，但他会相信律师的话。律师作为代理人要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有不少人向我反映，岳律师，我请的律师被对方拉过去了，我请的律师他不向着我。我不理解，永远不该有这样的律师。一个律师应该是这样，他代表甲方打官司，在法庭上，不管甲方乙方都认为他的水平高，佩服他的人品，以后有事才会找你。要百分之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不能三心二意。
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都要追求经济利益，案源多少，办案多少直接影响律师收入。有些官司胜诉可能性很小，或者根本没有希望，律师为了拿到人家的代理费，挑词架讼就不对。这样对当事人不利，把人家的火挑起来，又打不赢。当事人的钱花了，精力浪费了，又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；同时加大法院成本，对国家也没有好处。如果打不赢，就要告诉当事人不能胜诉，当事人非要打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因为卖棺材，就希望多死人的想法绝对要不得。
顺情说好话不可以！从事信访和办案工作的人不能这样，律师更不能这样。
律师要拍着良心说话，不能乱来
不能受讼的就是不能受讼。1998年有一个案子，山西阳泉有个农民企业家，在当地非常出名，从阳泉开车来到北京，点名要见我。他说要打500万元的官司，要告当地县政府，他说他是慕名来的。“我是从农村干出来的，在山西很有名，和省领导很熟。现在县里的税务部门要罚我的款，我咨询了很多律师，他们都赞成我打官司。”
了解了整个案情，我认为不该打。当时他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，税务部门也没确定如何处罚，他就说罚款给我造成损失了。我告诉他，你哪些地方做得不对，税务部门什么方面做得过火，所以你不该打。他说见了这么多律师，岳律师就你不同意我打。
他问我，500万元官司打起来，代理费是多少？我说10多万元吧。他说，我不打这官司，你不就把这钱丢了吗？我回答，你从山西阳泉到这里咨询，我应该给你出个我认为正确的意见，当然了，采纳不采纳，大主意还是你拿。他非常感动，他说我有车，给你留一辆？我没要。他要给我咨询费，我不收。我告诉他，我当了这么多年律师，没收过咨询费。如果你是向所里的其他律师咨询，他们是要收咨询费的。
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律师收人家的钱，收的是人家难中之钱；人家有事才找你呀，你要拍着良心说话。这是个职业道德。
轮到自己打官司，滋味不好受。我是律师，告我的当事人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
我支持别人打官司，可是轮到自己打官司，滋味不好受。我们给黑龙江一个外贸公司做法律顾问，前后5年，他们拖欠了40万代理费，怎样协商都没有结果，最后才走上法庭。
全体律师讨论了好几次，意见一致——打。惟独我，感觉难到相当程度了。打这个官司，绝对有理，为什么不想打？还是有顾虑。一直拖了2年，再不打就没有时效了，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我告诉黑龙江分所，你们看着办。
我是律师，告我的当事人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与对方关系很好，又是当事人；别人怎么想，怎么看我？“岳成到北京了，回过头告自己的当事人”，绝对苦恼。有时候想，不打了，40万就40万。虽然这个官司最后打赢了，我并不觉得愉快，这就是情与理的冲突。有了亲身经历，现在特别能理解当事人不想打官司的心情了。
出了事情找律师为人们普遍接受，而出事之前就有私人律师，却比什么都重要
改革开放以后，法律建设非常迅速。不光是老百姓，包括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的法律意识都在提高，加入WTO后，我们的法制建设会有更大发展。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，我们的法律会逐渐纳入全世界的法制轨道。
我想提醒准备打官司的人，第一，凭感觉办事不可以。比如以前是人不死债不烂，因为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。1987年1月1日，民法通则施行了，就有了诉讼时效。过去是父债子还，现在这个理儿也讲不通了。如果儿子没继承老子财产，就可以不还。
第二，不要找毫不相干的人。要走前门不要走后门。尤其是刑事案件，社会上曾流传，“案子一进门，双方都托人。”为什么后门观念这么严重？特权思想也影响着老百姓。敢收钱的人往往说了不算，说了算的人轻易不敢承诺。走后门的结果经常是钱打水漂了，事也没办成。社会发展的趋势是，全社会都要走前门。
我们应该提倡这种做法，就像有病了要去找医生，有了官司要找律师去咨询。或者打个电话咨询，或者去律师事务所，绝没有坏处。律师与你没有利害冲突，他会站在专家角度为你出谋划策。
在国外，私人律师和私人医生非常普遍，这是对的，应该被视为一种时尚，它是社会发展的标志。出了事情必找律师，出事之前就有私人律师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聘请私人律师有两个好处，一是方便，有了问题，可以随时同自己的律师联系。二是经济，交一定的服务费，当事人和亲属即可得到全方位的服务。如遇有诉讼，仲裁或重大的非诉讼事务，还有一定的优惠。何乐而不为？
有人说，打官司就是打关系，但我还是强调，打官司是打事实打证据
在法制社会，如果人人计较个人得失，就会对社会形成有力监督。如果群众对执法人员、对国家工作人员，包括对经营者都瞪大了眼睛，出了一点差错都不客气地指出来，就会使他们形成一个好习惯：为当事人负责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如果人人都忍耐着，见怪不怪，就会助长某些人的错误做法。
自觉往往出于强迫。比如闯红灯，任何人都不可以，但有人不执行，或者与交警有特殊关系，或者是特殊车辆，或者是特殊人物，影响非常不好，其恶果就是不少人争相仿效，这样不行。
执法当中必须公正。对执法者严格要求，对枉法者不能姑息。办案人员代表国家，绝不能在办案当中谋取自己不正当的利益。培根说过，一次不公正的裁判，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，好比污染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裁决则是毁坏了法律，好比污染了水源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作为十佳律师，我感到责任重大。1996年我来到北京，一直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到现在也这样。十佳律师都是选出来的，如果我做得不好，人家会说要么是选举失败，要么是这些律师都不行。我不能让别人指着我的后背说，十佳律师也就这个样子，不是十佳律师又什么样？我应该比其他律师更谦虚，更优秀，更有责任。
1993年律师事务所成立的时候，我说过，不说其他律师的坏话，不说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坏话。我相信，任何一个人的成功，最后不能不归结为人品，这才是持久的。
